专访·上|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政治伦理是“民惟邦本”

专访·上|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政治伦理是“民惟邦本”
2019-11-13 15:01:59 热度:3763

1986年,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蒋亦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阅读了完整的《历史研究》。唐以文明为单位、以历史为整体的范式感动了蒋亦华,激励他把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

30多年来,蒋亦华在开展章太炎、康有为等案例研究的同时,从未放弃对中国文明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宏观和综合研究。主持中国文化史学者座谈会,撰写专著《无缘无故的启蒙》、《百年停滞——中国小农的现代觉醒》、《现代性:中国的重写》、《中国文化读本》、《中国通史教程》、《香港、台湾和海外学者关于中国文化》等,策划并主持编纂了一百卷《中国文化史》。

2012年,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出版了《中华文明的根——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一书。此后,他对该书未提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后续分析,该书最近被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为《中华文明的通道》。经络取自《黄帝内经灵书》,意思是“行走血气”、“生死”和“不可阻挡”的关键。该书认为,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以其独特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治的实践体系、话语体系为表现形式,构成整体的主渠道,而统一是中华文明力量的源泉。它们共同使中华文明在极其严重的内外危机和冲突中得以延续和再次崛起。

9月20日,澎湃新闻对复旦大学驻蒋亦华办事处进行了独家采访,内容涉及书中涉及的问题,如中国文明的特点。整个采访涉及许多问题,将分两部分发表。

蒋亦华在文章中说,中国文明特别关注人类的现实生活,这种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可能影响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

在蒋亦华看来,历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小农经济只是“民有国家”的具体实践。他对小农经济的重新解释不同于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中国落后和封闭的根源,而是中国朝代在保持活力和连续性的同时发生周期性变化的重要原因。

至于如何摆脱中国历史的周期性规律,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避免利益集团的形成。蒋亦华的计划是更新“以义获利”的家族国家共同体的价值伦理。一个例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是当代创造力中“义利观”价值伦理的延续和运用。

蒋亦华接受澎湃新闻采访。实习生傅萧艺照片

澎湃新闻:这本书在风格上不是一般的学术文章。与公众交谈是个主意吗?

蒋亦华:当我写这本书时,最重要的是问问题。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我们过去常常谈到宏观层面,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五阶段理论。过去的历史研究认为这解释了历史规律。但是我不认为历史规律是那么简单。

澎湃新闻:过去我们从历史中学习,但现在在西方各种历史观念的影响下,也有参考文献称历史是偶然形成的,不能提供参考。

蒋亦华:所有的历史都是偶然形成的,但是任何机会背后都有必然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你可以创造历史,但是你使用的材料、你感受到的条件、你的主体和客体都是由历史形成的,你不能超越历史的界限。

传播这些思想的学生现在已经在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学到了一些流行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背后没有什么吗?事实上,他们都有自己对历史和背景的宏伟看法。

当然,我们不能把历史看得简单。我们会给你一个直接的体验。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能理解我们来自哪里,今天人们是如何形成的,今天中国人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今天美国人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也能理解我们能为今天的中国人民达到的极限,以及今天的新创造能达到的程度。这些事情是无法想象的。

澎湃新闻:你提出中华文明的经脉由四个系统组成,其中知识系统以儒、法、道、墨思想为基础,特别强调现实。然而,陈寅恪说,如果这种对现实的关注达到了极点,它将成为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蒋亦华:汤因比说,任何文明都有统一的宗教,但在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没有统一的宗教。这是我们的优势还是劣势?它给我们的文明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我们先秦的百家学说都是以人民的现实生活和世界为中心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特征,也是我们在中华文明的后期发展中最基本的东西。

原因是我们一直以农业文明为主导,其生产活动与经验和实践密切相关,包括我们的边境游牧文明。因此,作为一个巨大的文明国家,中国始终以人为本,以人的实际生活为主体,以现在的生活为主体。只要过去的朝代没有这样做,问题就会出现,他们就会受到惩罚。

价值体系也是如此。西方基督教认为人们生来有罪,并为他们的罪行赎罪。上帝是整个价值体系中最高的价值。中华文明认为最高价值是人。儒家讲巩固团结,治理和平,墨子讲对尚同的博爱。他们都在谈论如何形成一个更合理的社会。中国的价值体系一直以此为中心。

当然,我们的这一特点也有其局限性,也就是说,很少有人谈论世界的另一面和最终目标,这使得人们很容易从实用性和功能性的角度开始一切。因此,宗教在中国也有广阔的互动空间。然而,当所有宗教来到中国时,他们必须安定下来,以人为本,即所谓的本土化。

澎湃新闻:你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人”和“人”的强调吗?

蒋亦华: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说要重新发现人类,这个想法可能来自中国。因为欧洲人第一次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不是像他们一样的宗教国家,中国社会对人的重视激励了他们。像伏尔泰、莱布尼茨等,他们对中国的早期评价很高。直到后来,西方才兴起并贬低了中国的这些基本价值观。

澎湃新闻:亚当·斯密的“中国停滞论”,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

蒋亦华:他们的思想不仅长期影响着西方学者,甚至马克思和列宁,包括我们自己。许多人总是把他们所说的作为客观真理,作为观察中国问题和历史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并由此推导出许多理论。

澎湃新闻:你认为中国文明的政治伦理是“人民是国家的基础”,这意味着人民受到高度重视。当然,经典文献中有各种“以人为本”的文献,但真的是这样吗?

蒋亦华:中国文明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之所以不是空谈,没有消失,是因为它们在中国几千年的国家治理和社会自治实践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因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

例如,“民不聊生”可以在中国的基本土地制度中看到。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想法并不完全是新的。中国历代都有农民战争。没有其他文明或国家像我们一样。所有农民战争的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

从井田制到荒地制,从土地占有制到土地均等化,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一直是由国家、集体和个人来平衡的。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是土地问题得到最好解决的时候。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按一定比例享受土地带来的果实。这不同于西方的农奴制和奴隶制。

同样,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可以看到“民有国家”的实践。中国很早就开始选拔人才。这不是皇帝和以他为中心形成的贵族统治国家,而是必须从人民中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形成了文官制度,后来被英国人所借鉴。科举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从各行各业中选拔能够有效治理国家的人才。它使国家治理专业化。

中国的官僚体制有许多制度规定,如严格的晋升程序。像特朗普一样,商人不太可能马上成为总统。通过科举考试后,中国学者必须从县级最低一级官员开始,然后定期考试,逐步晋升。所谓的“总理必须从国务院开始”。这一制度也表明我们是以人为本的,否则你不能治理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

尽管你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不,我们的老百姓仍然很苦。然而,中国历代王朝,文婧统治和关震统治,都有繁荣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国家治理最好。就人们的观念而言,也是如此。什么是好官员,什么是好皇帝,是这个时代所有老百姓的生活方式。

中国判断政治好坏的标准都是基于它给人民带来的好处。以人为本不是空的。

澎湃新闻:在科举制度真正广泛推行之前,尤其是魏晋隋唐时期,贵族家庭作为统治集团的特点还是相当明显的,不是吗?

蒋亦华:要复杂得多。俗话说“富人不超过五代”,这意味着即使你是一个大家庭,如果你的后代不值得,三到五代人将崩溃。与欧洲贵族不同,中国的所谓贵族可以代代相传。中国一直处于循环流动状态。这种流动性的根源仍然在于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使每个家庭受益,并使每个家庭和个人保持活跃。但是,土地兼并后,小农经济将遭到极大破坏,社会将立即进入危机状态,包括社会矛盾加剧,农民将成为难民和土匪。这是每一场农民战争的基础。

农民战争后,新政权将重新分配土地,进入新一轮小农经济恢复和发展阶段。起初,新朝代相对粗糙,由人民休息,恢复生产。社会繁荣后,统治阶级开始追求个人利益,并成为一个大家庭。然而,同样的事情是,未来几代人将不得不再次陷入周期性危机。这是中华文明传承下来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澎湃新闻:中国历史的周期规律。毛泽东主席与黄炎培进行了交谈。

蒋亦华:为什么历代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核心问题是利益集团的形成,巨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继续扩张自己,危及整个国家的官僚机构,使国家无法进行正常治理,失去了“人民但国家”。

无论如何,整个社会都不能把利益放在价值体系的首位。中华文明非常重视“义”,这个概念非常具体。家庭、家庭和个人都只是关系。“义”在这个层次上不是抽象的,通过义学解决饥荒问题,通过义学解决教育问题。

因此,个人考虑家庭,家庭考虑家庭,家庭考虑村庄,地方考虑国家,并形成一个家庭国家社区。自下而上,重点是“以义获利”

澎湃新闻:你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当代创造力中“义利”经济伦理的延续和运用。

蒋亦华:是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只谈论公共事务,不谈论私人事务。后来,当我们开始市场经济时,我们不得不给许多人利润。但是我们没有放手,我们完全忽略了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最大的特点是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把全体人民看作一个整体。

当我们保护资本并获得相应的利益时,我们必须考虑如何保护大多数工人的利益。当发达地区获得更多利益时,欠发达地区应该如何兼顾两者?因此,我们已经转移到致富和有相应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国家在发展工业化的同时应该考虑农业。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兼顾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及不同的产业。所有这些考虑事实上都是合理的。

(实习医生傅萧艺也参与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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